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读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有感

摘要：作家张爱玲在创作《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年仅24岁，当时的她与胡兰成坠入爱河。胡兰成这个人既是汉奸，同时也是个有妇之夫。离婚后的胡兰成与张爱玲再婚，仍然浪荡不羁，在外有多个情人。张爱玲当时除了承受婚姻中的不幸外，也承受着由胡兰成身份所带来的压力，最后迫使她离开自己的故土，没有安慰的在笔中度过自己的人生。对于张爱玲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悲哀，这样的经历也让年轻的张爱玲说出“生命如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这样冰冷彻骨的话。虽然《红玫瑰与白玫瑰》只是张爱玲笔下的故事，但故事的背后反映的是时代的模样，是时代女性的不幸与悲哀，包括张爱玲自己，绝世才女在文坛中遨游，却也没逃过爱情的悲剧。
关键词：红玫瑰与白玫瑰；女性形象与意识；深层内涵
 
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有段经典名言：“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段话狠狠地道出了男人的择偶观，也奠定了小说矛盾冲突的感情基调。《红玫瑰与白玫瑰》主要是讲了主人公佟振宝的爱情故事，其中的“白玫瑰”是振宝在母亲催促下娶的妻子孟烟鹂，而“红玫瑰”是振宝老同学的太太王娇蕊，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围绕着佟振保与这两位女性之间的爱情纠葛展开。正所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男人无论是和心爱的女人结婚或是和适合结婚的女人在一起，最后都会懊悔。只可惜，这一点很多沉溺于爱河的女人并不知晓。
在小说的开头，张爱玲曾以男性的角度，提出了“朱砂痣”和“白月光”的经典比喻，道出了世人内心最深处的敏感，让女性每每感慨，要眺望和掌握两性关系的心态竟如此不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两位女性人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活动，但最终都没能逃离悲剧的下场，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对于“红玫瑰”娇蕊来说，出轨不过是她寻欢作乐、打发时间的消遣，算不得新鲜事，偏偏她对振保动了情，愿意为他作出改变。。佟振保认为自己与王娇蕊偷情，是屈尊迎合，好比“从高处跌落的物件”。王娇蕊不仅从中获得了“惊人”的成就感，而且“昏了头”地动了真感情，“生平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爱。突然专情的王娇蕊对于不愿担负责任的佟振保来说是危险的，尽管佟振保也渴望王娇蕊这栋情感的公寓只对他一个人开放，最好是一栋只属于他的“单幢”的情感的房子。那是一种征服的满足，是佟振保一直以来只想当主人的一种满足，并不包括感情。他只想从从王娇蕊那获得“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当热闹安静下来后，佟振保觉得“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因为他原本是来凑热闹的，如今热闹没有了，他也准备撤离了。但娇蕊却为爱出走，同时也让她失去了经济来源，现在摆在她面前最紧要的事不再是追求风花雪月的爱情，而是首先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通过婚姻再次依附于男人，便是她的生存之道。因此，和振保分开后，娇蕊嫁给了一个姓朱的男子，并且生了孩子，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她懂得了爱，但是这种爱已经不是原先那种热烈的男欢女爱，而是包含着社会伦理道德的爱，这是娇蕊先前那可贵的女性意识的失落。即便作出如此改变，在社会的大洪流中，谁也不能保证娇蕊婚后生活会一直平静幸福，她的前途仍然难测福祸。
“白玫瑰”孟烟鹂为做贤妻良母的隐忍，更是长久以来男权意志压迫下女性意识的严重缺失。烟鹂代表了一类女性，她们虽然有美丽时尚的皮囊，但是骨子里还是透着一股腐朽的传统气息。新思想、新文化只是一阵温柔的春风，吹不进她们的心里，她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一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未出嫁前，她们是父母乖巧孝顺的女儿；结婚后，她们是大方得体的妻子，是贤惠慈爱的母亲，是毕恭毕敬的儿媳。她们麻木、顺从，无条件地爱着自己的男人，按照社会和男性需要去扮演各种角色，做繁衍后代的生产工具，逐渐抹杀个性，迷失自己。她爱佟振保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她丈夫。虽然是大学毕业，却不具备大学毕业的素养与智慧，既不懂应酬，也不会治家。“人笨凡事难”，是佟振保对这个无能的妻子所作的绝望的结论。他觉得他给了孟烟鹂婚姻，让她衣食无忧，她就应该安分守己、感恩戴德。所以，当孟烟鹂终于受不了他的背叛与长期的冷落而从裁缝那里寻找情感慰藉时，他反复呢喃自己对她“那么好，那么好”。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她太需要一个人来肯定自己，证明她的存在，裁缝小心翼翼地讨好，又让她有高高在上的满足感。但是这件事很快被振保发现了，烟鹂不得不草草结束了这段狼狈的婚外关系。在对烟鹂出轨的愤怒和对娇蕊怀念的双重作用下，振保对烟鹂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报复——他开始在外明目张胆地嫖娼，回家就摔东西、打骂她。作为一个经济不独立，只能依靠丈夫养活的传统女性，烟鹂只能默默隐忍求饶。她始终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附庸于男性，最终也难逃被男性厌弃的悲剧。
《红玫瑰与白玫瑰》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一个女人不论是圣洁的发妻还是娇艳的情妇，不论是麻木顺从还是个性张扬，她们都很难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们的女性意识就像漆黑城市里的一盏灯，微弱而且渺小，终将被淹没在黑暗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判断与约束像一张网缠住了她们，无论如何挣扎，也是徒劳。要成就美满的两性关系，还是得靠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和解放。
《红玫瑰与白玫瑰》通过这样一个看似“鸳鸯蝴蝶”式的婚恋家庭故事，将一个看似“成功”却限于苦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男性形象勾勒得惟妙惟肖。微妙的心理描写，圆融而复杂的意象，亦虚亦实的背景，都使得作品有了强烈的发散、超越功能，既表现出特定的“那一个”的家庭生活，又涵摄了“一切时代皆有皆通的人性状态”。正如张爱玲自己说的，她是要“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红玫瑰与白玫瑰》更深刻的价值正在于通过世俗生活习以为常的两性在“性价值”“性道德”上的不平等，对男权意识进行的嘲讽与批判。
现代与传统思想的激烈碰撞，使得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在这个社会里，男性按照理想和实际需要去塑造自己的爱人，女性的形象由男性决定，她们被打上了标签，不知反抗或无力反抗，最终屈服于社会。娇蕊和烟鹂的悲剧，只是特定时代、特定阶层女性群体的生活缩影，在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原因。
张爱玲的小说，像是紧贴时代的画卷，将日常生活里的人与事点染勾勒，形成一个个欲说还休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没有任何主义之争，只有紧贴现实的逼真的传记式的描摹，蕴含着作者对人类宽广深厚的悲悯和关怀。她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冷静地叙述描摹着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在这些看似琐碎的叙写中，却又有不少留白，引导读者思考隐藏在这些琐事背后的复杂人生。每个人都渴望自己人生的圆满，却时时处处诸多失落与怅惘。这就是张爱玲洞悉的人生百态。她钟爱于婚恋家庭题材的叙写，借此揭示了赤裸裸的人性弱点，揭开了遮蔽在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情人之间的情感外衣下的冷漠与凄凉，具有跨越时空的对照与启示。
 
参考文献
 
[1]蒋语馨.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欲望叙事[J].名作欣赏,2023,(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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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雪阳.《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男权意识批判[J].新东方,2018,(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