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里头文化内涵总结及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展陈效果的调查研究作者：季彦伶 王欣恺 王婷婧 叶玲吟 杜瑞昕摘要：夏朝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朝代，一直被考古界高度重视，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无疑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基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凝聚了二里头文化的精华，展现了夏文化的丰富内涵。考虑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历史意义深远、建成时间较短、展陈形式新颖等因素，二里头文化探寻小分队对该馆开展了为期9天的调研活动。为了更好的了解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具体展陈情况以及展陈效果，小分队对该博物馆馆长、展陈部主任、考古现场工作者、馆内工作人员及游客进行了调研和交流讨论，此外，全体成员实地参观了博物馆各展厅，着重分析其展陈布局情况以及辅助设备如多媒体设备的使用情况。本文将从二里头文化内涵总结、工作人员预期展陈效果、游客体会反响三个方面，由客观到主观，汇报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以及探索成果。
关键词：二里头；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文化探寻小分队；调研报告
一、二里头文化文化内涵（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意义非凡，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邑，是探索夏文化、中国王朝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最关键遗址和最重要突破口，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是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和对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的探索讨论的焦点，也是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缩影和见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迄今已逾60年，期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国内外学界对于“夏商文化分界”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过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1】。1.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1）工作开展二里头遗址最初发现于1959年。【2】从1959年发现并进行首次发掘到世纪之交的前四十年,除少数年份之外,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主要收获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积累了大量的遗物资料,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陶器,以及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遗物;二是揭露了1、2号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发掘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与墓葬等,确认和新发现了各时段的多处夯土建筑遗存【3】。此外,为了解区域文化面貌,在以探索夏文化为主要学术目标的背景下,相关单位采用传统的考古调查方法,在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开展了田野调查工作,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遗址,并对其中部分进行了发掘。（2）学术成果由此,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普遍认同;通过对较大范围内具有相似内涵遗址的发现和部分遗址的发掘,逐步廓清了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分布范围、地方类型与文化源流等问题。这些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至于二里头遗址1、2号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及重要遗物的出土,则无疑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早期大型都邑遗存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地位。（3）学界关注重心与此相应,学界的关注重点放在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其主要是指二里头文化的古史属性问题。而这其中,又掺杂着二里头文化与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相互关系的研究。两项议题虽不尽相同,但却相互交织、融为一体,成为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整合研究的重要特色。2.社会考古学为主干的新阶段（1）工作理念的转变由于上一阶段的田野与研究工作的重心一直侧重于文化史领域,导致对于二里头遗址的总体结构、布局及兴衰过程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廓清。如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的调查资料首次公布以来,有关遗址规模与面积的说法不一,对遗址范围、现存状况及其成因也不甚清楚。自1960年以来,在遗址上虽也开展了大量的钻探工作,但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区【4】,尚未实施对遗址总体存在状况的探索。二里头文化早期遗迹的内涵与布局等,都有待探究。有鉴于此,自1999年秋季开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将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作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与途径是:以田野勘探与发掘为基础,以考古层位学和器物标型学的考古学研究为基本手段,以聚落考古学的理念对遗址总体和重要建筑遗存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同时,通过细致的工作,为年代学、经济与生业形态、成分分析及工艺技术、地貌环境与空间分析等提供可靠样品与精确信息,积极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发掘仅清理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堆积与遗迹,揭露至二里头文化晚期重要遗存的表面即停止工作,在全面收集记录相关信息后,对遗迹进行回填保护,同时尽可能利用晚期遗迹的剖面观察记录早期遗存【5】。（2）工作成果在这一学术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结合地形、地貌的考察,第一次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确认了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其二,在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道路网络、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等重要遗迹,同时还出土了一批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遗物【6】。进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此外,对于二里头遗址所在区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出的社会结构与演变状况、二里头都邑出现与衰亡所依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乃至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都有了初步把握,进一步强化了它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的重要地位【7】。（3）学界关注重心曾于上一阶段为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二里头文化古史性质、二里头文化与国家、文明关系这两项议题,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前者而言,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里头主体或全为夏都说”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对其讨论则渐呈沉寂之势。至于相关不同意见的提出【8】,多基于新的考古、年代学材料与研究成果,因而颇具理论与方法论上的意义。总之，二里头遗址无论是在考古领域还是在中华文明溯源领域，都拥有着无可置疑的地位。（二）二里头文物及其符号象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及艺术价值极高的文物。若要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进行实践调研活动，对文物背后所蕴藏价值的发掘必不可少。在成千上万的文物中，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乳钉纹铜爵与带符号的陶器所承载的文明意义更加突出，更值得对其进行专门的学习与研究。接下来的部分，会着重论述这四种文物的文化意义与文明价值。首先论述的是绿松石龙形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3号基址的一处墓葬内进行发掘清理工作时，在一座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绿松石器。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器巨头蜷尾，形体曲伏有致，色彩绚丽。器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为4厘米。头部为扁圆形，吻部略突出，以3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绿松石。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離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眼眶内另嵌绿松石片，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整件器物由首至尾全长70.2厘米。【9】这条绿松石龙是罕见的珍品，是最高贵族的专用品。其用工浩大、体量超常、制作精美，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十分少见。有专家认为，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10】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神秘与美丽，指引着后世学者追随着它的脚步，去访寻千年之前祖先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为突破点，逐步揭开夏朝的生活图景。 第二种文物同样是绿松石制作而成的，名字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镶嵌铜牌饰主要流行于夏朝，其最大的特征是绿松石的镶嵌，是一种将铸造和镶嵌两种工艺完美结合的充满许多未知的艺术品。【11】李学勤先生曾这样评价：“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从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二里头的兽面纹铜牌饰是史前兽面纹与商周兽面纹之间特殊的纽带，不仅传承了一种技艺，更是传承了一种文化，一种中国精神。中华文明正式在无数诸如此类的传承中不断积累，最后变成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璀璨瑰丽的样子。二里头绿松石镶嵌制品最早出现于二期遗址。三期发现了三件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以及用途不明的5件镶嵌绿松石的圆形铜器。四期共发现了十余件绿松石镶嵌，还有许多绿松石镶嵌片没有计算在内。 除此之外，在2006年发现了绿松石龙形镶嵌画后，还发现了大约1000多平方米有大量绿松石废料的绿松石制作作坊。这些考古资料使得学者开始关注绿松石以及其独特的镶嵌工艺。第三种文物是青铜器，名称为乳钉纹铜爵。无论是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布局出发还是从其在夏代考古中的重要意义出发，乳钉纹铜爵都拥有着无法撼动的重要地位。中国拥有着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并在酒器上非常讲究。而爵，恰恰是所有酒器中最古老的一种，而夏代的乳钉纹铜爵，又可以说是爵中最古老的一尊。由此看来，乳钉纹铜爵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它同时也被称为“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造型为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三棱足。腹部一侧有5枚横排乳钉，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最精美的青铜酒器。乳钉纹铜爵的器身为细腰瘦腹的筒状，一边有便于端握的把手，下端有 3个长尖足，杯口狭窄而细长，喝酒时方便酒从长口中流出，显得既好看又实用。而且，它在流口部位还有乳钉状双柱，可谓意义非凡—据说古时酿酒受限于蒸馏工艺，酿出来的酒纯度不高，经常伴有杂质，在乳钉状双柱上固定滤网，可过滤酒中杂质。【12】最后一种文物是带符号的陶器。关于这种文物的阐述，重点不在于陶器的形状种类和外形而在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刻画的是略为复杂的动物、器物形象，偏于写实象形；另一类多是用一到五笔的纵、横线条刻画形成，相对简单，偏于抽象。第一类“形象有龙、鸟、鱼、乌龟、蛇及其他不明动物形象，多为容器烧制之前刻画形成”，第二类“符号多见于大口尊的口沿内壁”，“均为烧成之后以锐器刻画形成”。关于这些刻画符号的作用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有些应起着标记的作用”，“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这些刻画符号就是“早期文字”，但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标记”。（三）二里头时期国家的边界、疆域分布文献记载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晋南和豫西。已故考古学家徐旭生在1959年带领一队人马到豫西调查"夏墟"，后在报告中说："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一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
【13】。从1959年至七十年代末的考古发掘，证实徐旭生的分析是有所根据的。
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关于夏文化的分布，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夏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共有三处：一是豫西区，可能延及陕东、鄂西，其影响所及，甚至远达川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二是晋西南区，其影响所及，或可到晋北，甚至内蒙。三是豫东，可能延及皖西、鄂东部分地区，其影响所及，或可至长江下游。至于豫北、冀南、鲁西甚至辽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虽不是夏文化的分布区，但也受到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
豫西已发现80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最大，发现的内容最为丰富。
二里头文化向南到了湖北省的长江岸边。但截止目前为止，在湖北省境内确定为相当于二里头类型的遗存为数不多，主要分布于鄂东北地区的摄水和损水流域，襄阳地区也续有发现。根据近几年来调查和发掘，在鄂西地区也同样分布有这个时期的遗存，公开发表的材料有：宜都县红花套、白家沱、毛家套、吴家岗遗址；宜昌县中宝岛六期和白庙子二期文化遗存，其时代大致与二里头相当。
【14】1.疆域疆域是十分模糊的概念，虽然二里头文化的人数相较于新石器时期有一定增长，但总人口数依然不算多，这样导致人口不密集，各聚落之间还有大量山谷森林绿地相隔，同一族团的聚落也不相隔，间或还有敌对族群横亘在中间。
但关于二里头文化的疆域问题，日本学者曾经给出过自己的推论，在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具有极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青铜礼器以下，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群陶礼器，它们也是具有社会或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应该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的器物应该就是这类陶礼器。
【15】由此，日本学家们通过出土陶器的分布从而来确定二里头文化大致的疆域范围。
2.畿外与畿内畿外与畿内的区别在于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日本南山大学西江清高教授等把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区的嵩山南北一带，称为中原王朝的畿内地区，这一区域的陶器在发展谱系上具有连续性。
【16】因为二里头文化其他地区与龙山时代遗存不接续，所以被成为次级地区。这些核心地区之外的含有二里头文化的地区被考古学家推测为中原王朝在扩张版图的同时所营建的殖民聚点。
位于二里头东南淮河流域的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地处从中原腹地到长江中游的交通线上，应是畿外地区的中心聚落之一。该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内涵变化显著，可知外来的二里头文化替代了当地的文化传统。
【17】虽然在当时畿外地区很多方面与二里头文化相似，但也有绝大部分方面不同。举个例子，在农业方面，杨庄的农业经济以水稻耕作为主，这与以粟作为主要农作物的黄河流域就大有不同。此外，在该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石矛、石镞等武器，这也证实了该地是作为二里头文化版图扩张的一个殖民营地所存在的。
3.长江边的“飞地”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南界，学者们也有各自的说法。武汉市区东北、天河机场附近的黄陂盘龙城遗址，以二里岗时代商王朝在南方的重要据点而著称。关于该遗址的性质，考古学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是大体上看，该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相似度还是很高的。至少，它的文化比其北的信阳地区甚至淅川下王岗、驻马店杨庄等聚落还接近于二里头都邑。鉴于这个发现，湖南大学向桃初教授认为不能排除此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晚期在较短时间内从中原地区直接传入的可能性。
【18】洛阳盆地——这个处于二里头文化中心位置的地区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非常适合人类生活与居住，但是这样看似完美的地区却有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便是资源匮乏。最明显的便是铸造青铜器所需要的原料、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食用的盐等等。
古代青铜器大多是铜、锡、铅合金，根据矿产地质学研究，中国铜矿储藏量丰富，但分布并不均匀。其中三分之二 蕴藏在长江中下游、云贵高原、晋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锡集中在中国的少数几个地区，储量少，根据地质学的研究，主要的锡矿都在长江以南地区。显然，华北地区是穷锡区。铅矿在中国有很广的分布，集中储藏于云南、内蒙古、甘肃、广东、湖南和广西等地区。
【19】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青铜器的原料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区，那么可以推断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原料大部分都是从南方地区运进洛阳盆地的，而随着青铜器制作的发展，对于南方这些提供原料的据点的控制力也会逐步加强。
其次是盐。在中国古代，山西南部运城盆地的河东盐池，为黄河中游地区和淮河流域部分地区的人民提供了食盐资源。
【20】与青铜器类似，盐作为重要的资源，其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导致核心地区对该资源据点控制力的加强。
经过上述的分析可知，二里头文化的疆域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它既不能以出土器物的地区范围来判断，也不能简单以原料来源的据点来划分，它只能是一个大概的势力范围，而器物、原料等均是用来反应势力的。
（四）二里头文化的分期研究接触某处遗址遗存，考古研究者最直观的探究方式莫过于丛其年代学方向上的特征入手。对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其发掘进度及历史分期是在年代学方向上的主要研究方向，本文主要从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文化分期入手进行阐述。尽管考古学界对于二里头文化各时期所属朝代及时间节点仍有争议，但对于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的结论比较统一。
作为一个延伸甚广，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北抵洛河、南至四角楼村南部、西达北许村、东至屹挡头村东部），囊括了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岗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巨型文化遗址，其在历史时间轴上的分布十分错综复杂，无数考古专家在经过多年探索及归纳后，大致按时间早晚将其分为四期。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区示意图
【21】一期；主要位于Ⅱ、Ⅲ、Ⅳ、Ⅴ、Ⅵ、Ⅷ、Ⅸ区，占地约250万平方米。一期主要以灰坑（Ⅱ区最多，Ⅳ、Ⅴ、Ⅷ、Ⅸ区也有遗存，功能较多样）和墓葬（Ⅱ、Ⅳ区）为主，发掘出大量随葬品如罐、盆、鼎形陶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为较深的灰、黑色，纹饰多为篮纹、绳纹）、玉器（已有日常生活玉器和祭祀礼仪玉器之分）、石器及骨器（处日常使用外，还被用作宗教相关礼器）等，铜器工艺开始发展，且能推测出此时已存在手工作坊的痕迹。
二期；相比一期加入了Ⅶ区，占地约300万平方公里，与一期具有紧密的依存联系关系，遗存较一期更为丰富。主要以宫城宫殿遗址、平民房屋住址、道路遗址、灰坑遗址、水井遗址、手工业遗址和墓葬等为主。从不同区块的大型夯土建筑（Ⅴ、Ⅵ、Ⅸ区，发现汲水排水设施）、平地夯土台基（Ⅲ、Ⅳ区）、半地穴式建筑（Ⅵ、Ⅷ、Ⅸ区）、墓葬（Ⅳ区发现最多）及出土的陪葬品可以看出在当时已经明显产生社会阶层的划分。墓中开始出现漆木棺和朱砂低；陪葬品也有较为重大的发展：陶器器型更加多样、出现带釉硬陶、铸造工艺大大提升、铜贝出现、玉器漆器种类也更加丰富。
三期；大体分区与二期基本相同，占地面积稍大于二期，推测超过了300万平方公里。于二期有明显差异的是，三期的宫殿选址主要在中部的Ⅴ区，分布有以最为庞大的1号宫殿为首的1、2、4、7、8号宫殿基址，其建筑风格及形制较二期有长足的飞跃：宫城建筑群有明显扩张的迹象（Ⅲ区）以及更加注重中轴线对称的布局等。墓葬、祭祀的地点则围绕宫殿建筑群展开。除此之外，墓葬大小和陪葬品也较二期有所演进：在墓葬区（Ⅴ区）内新增设了腰坑、二层台；在Ⅱ、Ⅳ、Ⅴ、Ⅷ区的部分土层及灰坑中发现非正常死亡的尸体残骸（推测与活人殉葬有关）。三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标志着二里头文化承前启后，进入全盛时期。
四期；分布范围于三期基本一致。宫殿建筑规模减小（但仍有少量新建筑如6号宫殿及部分夯土围墙），部分宫殿甚至被废弃，墓葬形制、习俗更加多样（主要分布在Ⅱ、Ⅳ、Ⅵ区），土层及灰坑中同样有非正常死亡尸体，与此同时仍旧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如绿松石、铜器、骨器、玉器等。陪葬品方面呈现尖锐的对立现象，陶器工艺相较三期逐渐粗糙，纹样明显减少；而铜礼器、玉器的精细程度则在本期达到最顶峰，出土了部分优质文物。四期的遗存分布基本与三期一致，总体显现出二里头文化不间断衰退的过程。
通过对比二里头文化遗址不同分期的规划情况，可以大致对其的历史长度做一个浅显的了解。但仅靠分期并不能较好把握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具体时间锚点和变化周期，这些问题仍需结合其他年代学测量方法从旁佐证，不断研究。
（五）二里头文化的意义二里头文化出土的文物象征着中华文化始终如一的自信自强与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发展到新阶段，展现出强大的文化辐射能力。今天我们同样处于一个新的时代，一定会展现出和青铜爵相同的自信，推动文化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2]。
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车辙遗迹、“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这些都是二里头遗址当时的考古成果。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曾经是一座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22】。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遗迹，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在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我们将在考古发掘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做好价值阐释、保护利用、成果转化、文旅融合等工作，努力把二里头遗址保护建设水平推向新的高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让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在历史长河中依旧璀璨。”
【23】洛阳市文物局主要负责人说。
文献记载夏代进入国家阶段和文明社会。 夏代文明化进程如何发展，有限的文献材料无法进行深入的揭示。二里头遗址为大型都邑遗址，遗存丰富，文明化程度高，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讨论以及90年代后期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新世纪以来从事的“文明探源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都把二里头遗址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24】。二里头遗址可谓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圣地”。
二、工作人员的初心和使命（一）馆长眼中的博物馆 赵晓军馆长对此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工作进行了简要了解，并对在博物馆进行研学活动的人员以及正在进行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课学习的学生留下寄语、表达了期待。赵晓军馆长的重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博物馆之于文化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赵晓军馆长表示：在日常在校学习专业课之外，还应该多去考古工地以及博物馆实地学习。尤其是考古工地的实地考察，有利于了解文物。而博物馆，则是对遗址内涵价值升华之后的展出。在对博物馆进行实地学习后，应建立起关于文物的大框架，系统而全面地了解文物的价值内涵。其次，博物馆是一个大众化传播的地方，主要是面向大众，将遗址的内涵通俗易懂地讲述给大众。现代博物馆常用数字化展厅、组织研学活动等方式传播弘扬夏文化的内涵价值，使大众对其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也使得博物馆成为快速学习该段历史知识的最好去处。2.夏文化关于夏文化的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中重要且敏感的一个部分。因为夏王朝的时代所属较为久远，同时关于其的文字记载均为后世产生。因此许多学者对夏王朝的存在与否提出质疑，因此种情况属于晚期文献记载早期事情，而不是当代文献记载当代事情，不具有说服力。但根据多年考古资料的发掘，夏文化的内涵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首先，二里头遗址的所在位置与多数文献记载相符。其次，其时间位于龙山文化之后，商文化之前。无论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看还是从测年来看，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夏王朝的一处遗址。对于夏王朝的一些具体事项还需继续探索，但关于夏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重要性不容质疑。”馆长表示。因此，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设立，有助于大众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建立文化自信。3.大学生未来学习重点赵晓军馆长认为，随着挖掘的深入，不断有新问题涌现，需要学习考古、文物与博物馆、文物保护技术等相关领域的大学生们持续关注并不断探索，从科技考古、传统考古、文物保护等角度多角度研究，不断丰富对夏王朝和二里头文化的认知。（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陈部的预期展陈目标1.文物的展陈和表现形式的设计对于现代博物馆，展板的陈列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不同博物馆的优劣区别除了体现在文物藏品价值和数量，便是展览：好的博物馆展览，表现在为观众清晰地传达策展人的思路与想法，让观众有效接收策展人所希望传达的信息。
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为例。
首先，策展的第一个目的在于：让观众明白理解展览的内容。一位观众在认真观看完展览后，对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可以很流利，明确地表达出想法，则完成了策展的目的。
其次，如何让展览更加清晰直观，获得信息传播效率最大化，要求展示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各种手段的应用。
（1）形式上：数字化的设备数字化设备可以有效增加观众在看展览过程中的体验感，避免传统博物馆纯文物展示的枯燥性。同时对于许多遗址类博物馆而言，版面的文字撰写偏重于学术化，不仅强调让游客看懂，同时需要包含前沿的研究成果，因此对于普通观众，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不甚了解的观众对于一些历史和考古上的专有名词理解上存在困难，大量数字化设备投入使用，便可以帮助观众更好进行理解。如数字幕墙，文物的3D立体展示，动画展示流程，建设数字馆，结合投影，触摸，虚拟展示等多种形式增加观众体验感，通过动画了解当时不同文物的制作流程，当时人们不同技术，对专业的研究有所启发。
（2）内容上：展板图片的展示照片是记录考古发掘历程的一个重要方式，考古工作中有大量的照片记录：如各种文物，遗迹的照片，工作照等等。如第四展厅大幅的二里头考古队的合照以及展示考古发掘现场的图片，揭开考古工作在大众心中的神秘面纱，使观众认识到，考古工作条件是艰苦的，条件是简陋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照片不仅是向观众展示的方式，也是历史的记载。
（3）音乐和灯光上的控制展厅中有许多音乐的使用：第二展厅，绿松石龙形器区域的音乐，考虑到其与一枚铜铃一起出土，加入了夏代铜铃声；而序厅的背景音乐，在一个很深远的走廊，走廊两边用大理石雕刻出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重要器物，伴随宏大的音乐，为观众营造出神圣感，产生参观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仪式感。同时对于灯光的使用，灯光的亮度和色调考量上既需要满足保护文物的要求，又营造神秘感与庄严感。
几种因素共同打造一个展览，向观众传达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真正内涵。
2.AR眼镜等数字设备使用的积极意义近年来，从国家到各省市都力推数字化设备，数字化博物馆的使用和普及，主要在于解决传统博物馆参观的枯燥乏味的问题。在数字化设备大力开展之前，馆内的数字设备主要是电视，投影等比较简单的多媒体设备，缺乏沉浸感，观众大多将展示区域作为休息场所，并未发挥很大作用，成为无效多媒体。
如今，随着国家对博物馆参观体验感，沉浸感的重视增加，提供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还原古代生活场景，使不会动的文物、遗迹和场景活起来，动起来。如数字展厅360度环形投影，复原夏王接见外宾与其他部落的外使臣、征伐、祭祀等场景。夏代流行的灌溉，祭祀时以酒灌地来祭祀天地。
AR眼镜增强现实，通过文物的三维建模，看到的文物立体化，弥补了无法触摸展柜中的文物，只能观察文物一面的遗憾。实现全方位，不同角度观察文物，增加游客和专业人士对于文物的了解和认识。
然而，大规模数字化设备使用也存在部分问题，主要在于经费：数字化设备往往造价高，且需要投入大量的后期维护成本，因此部分博物馆对数字化设备相对谨慎使用，用与针对性解决问题。
（三）考古工作人员眼中的二里头博物馆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现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该区域考古发掘的老师以及两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实习的考古专业的同学们正在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其发掘工作地点位于宫城内部，紧邻一号二号宫殿遗址，据发掘资料显示是一处制骨作坊遗址。老师通过二里头遗址的航拍图，讲解了二里头遗址的总体布局，尤其重点地讲授了两个入选考古十大发现的两处遗址—都邑多网格式布局、井字形道路。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或为里坊制的雏形，为后世北魏洛阳城与西汉长安城的城市布局奠定基础。1.考古工作流程 从博物馆到工地，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室外气温的炎热。考古工地的挖掘人员日复一日地面朝黄土，致力于揭示那段当代学者无法通过文字资料了解到的历史。英国新考古学代表人物戴维·克拉克表示：“考古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实践时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的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考古的结论是有趣的，但过程无疑是极其艰苦的。田野考古包括四个步骤，首先是前期准备与发掘规划。并不是想挖一个遗址就能挖的，遗址是否能被发掘取决于国家的总体规划。其次是发掘过程控制，这一步是核心步骤，也对考古人员的专业技能有着极高的要求。然后是遗物的收集与记录，这一步对之后实验室的研究与论文的撰写和结论的提出起着重要作用。最后的步骤则是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这一步骤与我们的专业联系紧密，并在近年来的考古过程中被逐步重视。考古的同时不能对损害文物的面貌，文物理应被好好保存以备后续研究之用。
考古工地挖掘人员表示，二里头遗址对于考古学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二里头遗址曾于2004年和2022年凭借宫殿区和多网格式布局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足以看出二里头遗址之于中国考古的地位。考古人员表示，她们以二里头遗址为豪，挖掘好二里头遗址是值得倾尽一生的任务。考古挖掘进程极慢，且挖掘也只是考古过程中最基本的一道程序。挖掘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而是由无数个细小精微的动作组成。挖掘工作之外，还伴随着资料记录、影像拍摄、提取样本等很多费心费神的工作内容。总而言之，考古并不是大众心中简单将文物挖出的过程，它的意义是揭示文物后面所隐藏的人类的行为与活动，进而提供研究古代人类及其生活的一手资料。因此，考古学科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考古学科每一步发展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考古人的心血与汗水。（四）工作人员的敬业和坚守优质的博物馆观赏体验，除博物馆自身的展陈设计之外，馆内工作人员扎实的知识素养与专业的服务意识更能锦上添花。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工作人员承担着展陈设计和布展形式的任务，以传递和展示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主要工作目标。小分队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调研时，也对馆内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从他们的角度侧面展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展陈设计方面的独到之处。
“展陈设计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和文物进行陈列，更要通过摆放和元素组合，将二里头文化的深厚历史和文化内涵尽量多的展现出来。”布置展厅时，要先熟悉遗址的历史内涵、文化要素和重大考古发现，以便根据二里头文化自身特色设计合适的展陈方案。例如，在展览设计中，工作人员着重将绿松石龙形器放在了第二展厅的中心位置，使观众对这一最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文物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
布展形式包括对馆内展陈空间的规划、对文物的选择和具体陈列方式的设计。工作人员要根据展厅实际大小、展陈主题特点和观众接受能力等因素，灵活布展，将文化特色最大化。在布展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综合考虑文物历史价值、观众期望和场地限制，例如在第一展厅中，工作人员根据时间顺序和文物材质等进行陈列，使观众系统地了解和感知二里头文化的演变和文化发展。
此外，工作人员还要根据观众的关注度和研究成果的更新，不断对展陈设计和布展形式进行调整，以保持博物馆游览的新鲜感。游客是展览的主要参与者和体验者，他们的需求和反馈是博物馆调整展陈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在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游客调研，及时了解观众的兴趣和需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展陈设计和布展形式的调整。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工作人员对展陈设计和布展形式的理解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需要综合运用史学研究、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知识，通过展览设计，将二里头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传递给观众，使游客能够真正深入了解和体验到三千年前最早中国的价值和魅力。馆内工作人员表示，只有持续不断地更新和创新，才能使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为展示和保护二里头文化及其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
三、游客调研结果（一）游客采访畅谈参观感受
本次调研采集了60余位游客样本，从该饼状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游客最喜爱的主要是第二展厅与第三展厅，这两个展厅的最喜爱程度占到了总数的70%以上，其余三个展厅的最喜爱程度占比不到总数的30%，其中第四展厅的最喜爱程度相对较高，大约占据该三个展厅的35%，而另外两个展厅的喜爱程度最低，尤其是第五展厅，只占总数的7%。
经过分析与和游客的交流讨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第一，第二展厅中陈列的镇馆之宝文物较为集中，如绿松石龙形器、乳钉纹青铜爵以及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这是所有辅助讲解讲解最多的文物，同时，这些镇馆之宝的历史意义也是最深刻丰富的，并且在该展馆中，采用了较多的陈列方式，如悬挂玻璃展柜、放大镜放大细小部分等。第三展厅中运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技术，尤其是“回望大都”展区，以大范围的数字动画来展现房屋建造、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祭祀场景等内容，此外，第三展厅的展线是最清晰的，这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第一展厅则是讲述了二里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由于这部分历史比较笼统，所以游客的体验感并没有那么强，并且，第一展厅主要起到铺垫和引申的作用，并不是整个博物馆展示的重中之重。而第五展厅则是介绍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历程，里面讲述了顾颉刚等伟大的考古学家的人物介绍和生平事迹以及对二里头文化考古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在该展厅的最后也列举了二里头文化的意义并指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这部分的内容同样也不是该博物馆的重中之重，所以，游客对于这两部分的喜爱程度会相对较低。
游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一次深入了解最早中国文明的绝佳机会。博物馆内的游览路线、展馆设置、文物注解以及多媒体设备和数字交互等方面的体验，为游客提供了丰富而直观的参观体验，也是评价博物馆展陈效果的有效标准。采集了六十余位受访者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游览体验后，可以看出受访游客对于文物展陈如悬空展柜、的体验感最好，其次是展馆方面的设置，文物注解、整体游览路线和多媒体设备的观感大致相同，数字交互和辅助设计则占比较低。
设计合理的游览路线，使游客能够渐进有序地了解二里头夏都文化的历史和文化。准确的导览牌和指示标志，可以帮助游客轻松地找到感兴趣的展馆。
在文物展陈和展馆设置方面，总计51%的数据表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充分利用了有限的空间，同时将文物展览和辅助设计相结合，使游客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古代文明的魅力。每个展馆都有独特的主题，如历史轴线、赫赫夏都、天下之中等，展示了不同方面的文化特质。展馆内陈列设计的精美、文物展陈的细致则使游客能够近距离观赏各种珍贵的文物。
文物注解方面，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展柜中提供了详细的文物解说和注解，使游客能够更好地理解文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文物注解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配以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游客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文物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博物馆内还设置了专门的电子、ar讲解器，为游客提供更深入的解说和讲解，更全面地了解文物的背后故事。
在多媒体设备和数字交互方面，博物馆采用了现代化的展示手段，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体验感受。博物馆内设置了多媒体展示屏和触摸屏，游客可以通过触摸屏了解更多的文物信息和历史背景。此外，博物馆还利用数字展馆，为游客呈现了模拟的古代场景和工艺重现，使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二里头时期精湛工艺的魅力。
总的来说，游客游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时，展馆设计和文物展陈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些直观的数据，团队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参观者对游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体验和感受。
（二）调查问卷体现民情民意
本次调研采集了200余个游客样本，从该“调查问卷发放人群年龄统计”饼状图中可以看出参观博物的游客年龄大多是在30——65岁之间，该年龄段的游客占到了总数的50%，其次是在10——3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游客所占比例也不少，超过了总人数的1/4，而10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数占比是最少的，仅各有10%。
本项调研采集了200余个游客样本，通过该“参观形式选择占比”饼状图我们可以看出，超过70%的游客会选择自行参观，而选择辅助讲解工具的游客却很少，一共只占了总人数的1/4，而在辅助工具的选择中，选择手持式讲解器的游客是最多的，将近占据辅助讲解的1/2，而选择AR眼镜以及人工讲解的游客占比很小，尤其是人工讲解，只占据总参观形式的5%，根据调查得知多数是因为价格止步，在辅助讲解设备的使用中只占20%。
本项调研采集了200余个游客样本，通过该“参观方式满意度对比”条形图可以看出选择人工讲解的游客对于这种参观方式非常满意，其次，并未采取任何辅助参观方式而选择自行参观的游客对于该种参观方式也很满意，满意度高达95%左右，然后是使用手持讲解器的游客，这部分游客对于自己所选取的游览方式也感到很满意，虽然满意度不比人工讲解和自行参观两种参观方式，但是90%的满意度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最后是使用AR眼镜的游客们，这部分游客对该种参观方式的满意度相较于其余三种方式来说是最低的。从总体上来分析，基本上每种方式的游客满意度都是非常可观的，人工讲解虽然价格稍高于电子讲解器，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本项调研采集了200余个游客样本，从该“进入博物馆前后对该文化的了解深度对比”条形图可以看出，在进入博物馆前，游客们普遍对重要文物的了解程度最高，其次是历史背景，最后是发掘现状与保护情况，后两者的了解程度甚至没有超过10%。在参观博物馆后，游客们重要文物的了解深度还是最深，其次是历史背景最后依次是发掘现状以及保护情况。但是从了解程度加深程度上来看，对于发觉状况的了解程度加深的是最多的，大约增加了60%，其次加深程度最多的是保护情况，大约增加了55%，最后是重要文物以及历史背景了解加深程度，依次是40%和35%。总体上来看，游客在参观完博物馆后普遍都有较大的收获。
本项调研采集了200余个游客样本，从该“多媒体展陈方式吸引游客注意力程度对比”条形图上可以反映出以下三点，第一，最吸引游客的是数字馆和3D演示，其次是投影设计，然后是AR眼镜以及按键互动，最后才是实物制作模型。但从总体上看，这六项多媒体展陈方式普遍都吸引游客，以为其吸引程度均在50%及以上；第二，在游客参与与使用方面，投影设计是游客们普遍认为最具有参与感的设施，其次是数字馆与按键互动，然后是实物制作模型以及3D演示，最后是AR眼镜，前五种设施普遍都让游客具有很强的参与感与使用感，这五种设施的吸引程度均不低于80%，而AR眼镜的吸引程度仅仅只有10%；第三，在游客理解方面，最有助于理解的是数字馆和实物制作模型，其次是3D演示以及按键互动，然后是投影设备，最后是AR眼镜，总体上看，这六种多媒体设施普遍很有助于游客理解，因为其让游客理解的程度均在80%及以上。
本项调研采集了200余个游客样本，从该“参观前后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展历程了解程度人数对比“条形图中，可以反映出，在参观博物馆之前，有超过70%的游客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展历程不太了解，少数游客对于二里头只是基础的了解，而仅仅只有不到5%的游客对二里头非常了解。在参观博物馆之后，大部分游客军对二里头博物馆有了一个相对深入的了解，少数游客对二里头考古发展历程非常了解，而仅仅只有5%左右的游客对二里头考古发展历程不太了解。总体上来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普及了全体游客对于二里头考古发展历程的了解。
四、结语本次调研围绕着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展陈模式展开，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调研活动。通过采访游客以及游客调查问卷的反馈，可以看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陈模式的优点。博物馆巧妙地将多种展陈方式富有创意地进行融合，将多种展陈方式的优点最大化，使得游客对文物及蕴藏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博物馆的展陈方式充满了精妙构思，从形式上来说，数字化设备使人眼前一亮，其极大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避免了游览的枯燥。从内容上来说，展板图片使得游客对文物的了解更加立体直观。除此之外，多媒体的应用和AR眼镜的运用使得游客在游览时更加沉浸，好像真正处于当时的时空，使得游客对夏王朝的理解与认识更加深刻。总而言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展陈方式值得研究与推广，成为博物馆展陈模式的范本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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